1926年8月15日清晨，时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礼次郎乘坐的列车抵达大阪站，随即转乘阪神特别列车继续他的旅程，目的地是两年前刚刚建成的西宫市甲子园棒球场。
此刻的若槻内阁刚成立半年，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难题。关东大地震后，日本国内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，伴随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是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。一年前，以防范日本国内共产主义左翼运动为主要目标的《治安维持法》刚颁布施行。一个月前，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，日本当局则还未拿定主意如何应对。尽管如此，若槻首相仍坚持亲赴甲子园，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大会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影响。
上午十点，若槻首相出现在甲子园球场的特别席上，亲眼目睹宏伟的球场与座无虚席的看台，不由感叹：“真是了不得啊！”
代表比赛主办方——《朝日新闻》的专务下村用麦克风在场内广播道：“我国内阁总理大臣亲临球场着实难能可贵，这为本届大会更添一层光彩。”
随后，若槻礼次郎的祝词也通过麦克风传到场内数万名观众的耳中：“刚健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，国民体育之进步乃国家向上之要素。诸君通过公平竞赛，促使国民体育进步，实为无比幸福之事。祝愿诸君之健斗！”
烈日下，若槻礼次郎看得聚精会神。《朝日新闻》的记者问他：“您看得懂棒球吗？”
若槻答：“虽然看不太懂，但见识到了勇猛的气势。”
记者又问：“阁僚中有人打棒球吗？”
若槻答：“诸位都不太在行，只有币原略晓一二。”
当时币原喜重朗在若槻内阁任外务大臣，他对棒球的认知多半始于他的高中母校——旧制第三高等中学（三高）。在京都地区，三高算是数一数二的精英高中，可与东京的第一高等中学（一高）相提并论。而三高的棒球部同样历史悠久，实力甚至不逊色于一高，自1904年后，一高、三高之间的棒球对决便渐成传统。至1948年，双方前前后后共打了三十八次比赛，三高胜十九场、负十八场、平一场，实力可见一斑。币原喜重朗在校期间对棒球感兴趣或有所了解，自是在情理之中。实际上，在当时的日本，精英学校大多看重棒球运动，甚至将其视为磨练学生精神力的最佳方式而大力推广。
时任总理若槻礼次郎在甲子园观赛
首相若槻礼次郎的签名球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学生棒球兴起之时，正是甲午战争落幕之际，近代日本正迎来第一波民族主义、帝国主义思潮的高峰。武勇、团结、坚毅、纪律等精神特质，不仅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皆努力推行的意识形态口号，亦成为日本棒球运动精神至上主义、胜利至上主义特征的历史渊源。换言之，球场上的胜败似乎就是民族国家竞争优劣的缩影。而日本化的棒球运动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“武士道修炼”成为日本帝国二十世纪的“新国粹”。而在甲子园的赛场上，若槻正是以此角度来评价棒球比赛。
甲子园球场上的“大连商业高中”
若槻到访的这一天，是“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”即“夏季甲子园大会”的第二个比赛日，球场上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大阪代表浪华商业高中和所谓“满洲”代表大连商业高中。若槻入场时，比赛正进行到第四局上半，大连在第一回先下两分，正以二比零领先。
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后，日本先后将台湾、朝鲜纳为自己的殖民地，又将中国东北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势力范围。1895年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；1904年日俄战争后，俄国在东北的利益由日本接手，建立“关东州”日本租借区；1910年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签订，朝鲜被日本吞并。伴随战火硝烟的弥漫，数十万日本人从“内地”（日本本土）移住“外地”（台湾、满洲、朝鲜、南洋诸岛），多数怀揣着闯荡新天地的壮志。
在大连、青岛、奉天等地，都有众多日本人聚居，渐渐也就有了日本人学校，而大连商业高中便是这样的学校。以该校为例，其参赛选手全部是日本人。当时日本人在大连兴办的学校分为官立、公立、私立三种，男女分学。大连商业是一所私立男校，作为东洋协会（现拓殖大学）的分校，学生多数是南满铁道职工的孩子。对大连的日籍高中生来说，一千三百公里之外的甲子园虽然遥远，但并非遥不可及。他们的球队不仅是“满洲的王者”，在甲子园也连续两年打进前四。
在1926年8月15日的这场比赛中，大连商业最终以三比二战胜浪华商业，闯进大会第二轮。这是大连商业连续第四届、总计第五次作为所谓“满洲代表”参加“全国大会”。当时冠以“满洲”之名的土地面积将近日本列岛的三倍，且也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“满洲”，而是将其含义扩展为整个中国东北、华北有日本人聚居的区域。不过，最初参加预选比赛的学校只有三所：大连商业、青岛中学、奉天商业。之后，又新添了两所同样以日本学生为主的学校：天津商业高中与南满工业中学，都曾打进过甲子园。川西玲子是目前日本国内最全面描述所谓“外地”学生棒球史的研究者，乃父便曾经是天津商业高中棒球队的投手，也曾代表“满洲”在甲子园出赛过。
川西玲子：《戦前外地の高校野球：台湾朝鮮満州に花開いた球児たちの夢》, 彩流社，2014年
1939年代表所谓“满洲地区”参加甲子园的天津商业，主力投手便是川西玲子的父亲
日本首相在甲子园观赏的这场比赛，其中一支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即所谓“满洲”的球队。无论是有意安排，还是纯属巧合，其象征意义都不容忽视。显而易见，在甲子园大会的语境中，作为殖民地或被视为势力范围的学校球队皆可被纳入大日本帝国的“全国”范围内，进而换取当局的背书乃至支持。
《朝日新闻》对大连商业比赛的详细报道
当代体育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，又似乎与现代化有着或明或暗的勾连。明治维新后，“体育”概念被引入日本，被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。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中，体育之目的在于强健体魄与磨砺意志——这既是为了个体能献身于富国强兵的最高宗旨，也是一种国家维新开化的个体隐喻。
在棒球刚被引入日本时，就被打上“文明开化”的标签，以至于最先在青年学生中流行。当棒球被成功“日本化”后，这项来自美国的舶来运动又被赋予了传承所谓“日本精神”的功用，并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。1896年，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棒球队连续三场比赛击败了横滨的外侨球队，当时的校长就曾表示：“今日的胜利不只是我校的胜利，更是我国的胜利。”
而当日本面对朝鲜、中国台湾这样的殖民地，抑或中国东北这样强占的地区时，“棒球”又成了现代化与所谓日本精神的象征，既可以维系当地日本移民与本土之间文化情感的联系，又可以将之外化为某种帝国的对外象征。英国在印巴等殖民地推广板球运动时，也有与之类似的过程：通过有意识地在殖民地普及板球运动，将之变为改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关系的“纽带”，进而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。在日本的例子中，棒球则是现代化与所谓“日本精神”的象征，一方面可以教导殖民地民众“知礼守序”，另一方面则可借此强化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忠勇牺牲精神，发挥“同化”效果。
朝鲜、中国东北华北、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夏季甲子园出赛情况统计
在甲子园博物馆的校名墙上仍保留着所谓“外地”高校的出赛记录（作者摄）
不过，学生棒球在前述三地的发展过程仍存有不少差异，日本统治当局的态度也各有不同。在中国东北地区，参与棒球运动的学校皆为日本人学校，球队成员几乎都是日本人，因此并不会出现不同族裔之间的竞争或冲突。相较而言，在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，殖民当局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复杂。
殖民地棒球还是民族棒球？
早在1916年3月，《朝日新闻》朝鲜版便曾计划举办朝鲜地区棒球大会，将其作为全国大会的预赛。结果，却被朝鲜总督府临时喊停。负责殖民地朝鲜教育行政事务的总督府学务局发出了“暂缓使用学校名称参加竞技运动”的指示，认为“过渡时期的朝鲜不适合开展学生棒球竞技运动”。当时负责全国大会运营的《朝日新闻》记者中尾济分析过该决策深层次的理由，他指出：“先不说棒球，只要是会引发日本人（内地人）和朝鲜人之间争夺胜负的事，从统治的角度来考量，多少都会招来不好的麻烦。学务局当时的考量大致如此。而通过棒球来促进族群融合为时过早，因此有如此结局。”换言之，总督府担心体育竞技反而会引发朝鲜人的对抗心理。
三年后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“三一运动”席卷朝鲜。之后，日本当局对朝政策开始从“武断统治”转向所谓“文化统治”。1921年7月，第七届全国中等学校优胜棒球大会朝鲜大会终于得以举行。不过，较之日本内地，朝鲜大会的比赛有了不少特别的规定，例如“禁止拍手以外的加油方式，仅限使用正式的应援歌曲”。而总督府对比赛的态度则是“既不反对也不鼓励”。这一年釜山商中学获得朝鲜大会优胜并赴日参加“全国大会”。不过，参赛球队里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。这个情况到了1923年，开始有所改变。学生棒球也随之开始从“殖民地棒球”转向“民族棒球”。
那年第一次出场的徽文高普成了那一届的黑马。球队教练朴锡胤小学毕业后，赴日本留学，曾在币原喜重朗的母校——三高当过投手。自东京大学毕业后，返回朝鲜，就职于京城私立名校——徽文高普，并兼职棒球队教练。1923年的朝鲜大会共有八校参加，徽文高普棒球队全员均为朝鲜人，其余七校棒球队则几乎都是日本人，徽文高普击败仁川商和龙山中进入决赛，并在决赛中以十比一的大比分击败了前年的冠军京城商。《朝日新闻》曾如此报道：“徽文高普在万余人的狂热同胞的簇拥之下，高举优胜大旗在京城市内散步。”参加全国大会时，朴锡胤亦表示：“不论胜负，都要在内地百万观众面前充分展现朝鲜青年的男儿风采。”
小野容照：《帝国日本と朝鮮野球: 憧憬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隘路》，中央公論新社，2017
1923年8月徽文高普棒球队在甲子园的合影
巧合的是，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会上，徽文高普在第一轮就碰上了代表“满洲”的大连商业。尽管大连商业的队员几乎全是日本人，但球场上依旧有应援团唱中文应援曲，而旅居关西的朝鲜人则用朝鲜语回应，场面火爆。徽文高普虽击败了大连商业，但在此轮惜败于京都立命馆中学。《朝日新闻》称赞其“健斗”、“善战”，“切望今后益当磨炼技艺，明年再返大会一雪今日之恨”。
然而，之后数年的徽文高普却一蹶不振，再无1923年的活跃表现。1924年，朝鲜部分学校兴起新一轮罢课抗争运动，徽文高普亦包括在内。徽文高普有四五十名学生因此遭处分乃至警察逮捕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棒球队的主力。至1928年，朝鲜全国各式各样的罢课运动多达四百零四起，总督府称其为三一独立运动以来“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”的结果。
1924年的朝鲜大会，虽然徽文高普根本就未报名参加，但还是有另一支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——培才高等普通学校——顺利杀入了决赛，对战日本人为主的传统强队京城中学。决赛时，大批军警现场戒备，战至第八局京城中学六比四领先两分，但培才却在第九局出人意料地宣布放弃比赛，京城中学夺冠。赛后，各方议论纷纷，不少人认为“培才因不公平裁判宣布比赛弃权并退场。”
之后数年间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越来越多。至1929年时，参加朝鲜大会的二十四支球队中，朝鲜人球队已有五支。同年秋天，光州爆发了中学生抗日斗争，运动很快又波及京城，光州普高、徽文高普、培材高普这些朝鲜当地的棒球名校都积极响应。最终，朝鲜全境共有一百九十四所学校约六万学生参与运动，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二人遭日本当局检举。
“沐浴皇化”的“理番工具”
相较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，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参与“甲子园”的历史反而较晚。虽然台湾棒球协会早在1915年便已成立，但当时的参与者同样都是日本人，也只是将棒球视为日本人独有的消遣。在相当长一时间内，棒球运动给了在台日本人展现所谓“民族优越感”的机会。
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，在台湾总督府支持下台湾体育协会才得以成立，而其宗旨则是通过推广体育运动来促进所谓“内台亲善”。棒球作为当时日本国内最流行、也最“日本化”的运动项目，自然被视为在各殖民地推行“同化政策”、“皇民化政策”的最佳手段。犹如当时日本舆论呼吁的那样：“随着台湾教育令的发布，成立了不少中等高校和专门学校，实为令人高兴之事。这些新设学校必应重视体育运动……有必要鼓励这些学生们去从事运动。与其不厌其烦地高喊‘同化’，不如不知不觉中向他们灌输身为日本人该有的精神……让他们成立棒球队、网球队，内地人和本岛人都加�...